「在台灣說自己在寫詩,通常只會被當神經病」─台灣人的東倫敦藝文生態側寫

朋友之前在倫敦工作,最近回來。約在咖啡館閒聊。

幾年不見,他的眼神隱含靈光,氣質逼人,整個人都不同了。而我又老了一些,變得臃腫俗氣。連忙問他倫敦是什麼樣子。他說英國跟台灣最大的不同,在於人與場景。

台灣的藝文界與次文化圈,人際關係比什麼都重要。不論職業或背景,分成一個又一個圈子。大小圈子會疊合,也分邊界,非常僵化。要判斷一個人的價值,不是靠那個人的本質,而是先看他的名氣與人際關係。有的人天生討人喜歡,就容易受歡迎。有沒有實力相對來說不太重要,只要東西不太爛,還過得去,就會被接受。

而沒有身份或位置,抑或名氣,又沒有外表與人際關係,就不會被視為圈子的一部分。在台灣的時候,他為此感到窒息。回來之後發現也沒什麼改變,大家都這樣苟且活著。

即使是社運,常常也是口號喊得漫天掩地,立場與情緒放到最大,思想與體悟放在最後。沒有人認真思考,不斷重複前人已經做過、說過的事。明明可以改變一切,卻只是鄉愿地相互取暖,追求爽感。然後為了事情不如意感到受傷。看得透徹的人反而會被排擠,被視為叛徒,或是白癡。也因此讓論述弱化,並扼殺先知,運動失敗。

倫敦則是另一個景象。在英國,沒人在意你的身分,大家用最直接的方式交流,你有什麼就拿出來,有人喜歡就會推廣,一切憑實力,不看身分。英國人對事業與成就的看法也不相同,那裡的人通常會有兩個身份,白天可能是工作,晚上是另一個身份:白天是工程師,晚上是詩人;白天是畫家,晚上是酒吧老闆。兩個人聚在一起就有了四種身分。小小的東倫敦,匯集了全世界的文人與藝術家,人人互不相識,盡情展現自己。個人的作品或自我,就是你的身分。

他講了幾個例子。某個吉他手只是在橋下彈吉他,路人聽了喜歡,邀到自己住處聊天。吉他手發現邀請者竟然是知名樂團,正在家中的錄音室錄專輯,立刻獲得工作機會。也有人只是拿出自己畫的幾張畫,就有陌生人邀請到自己的店畫牆壁。諸如此類。台灣不是沒有,只是很少發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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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Photo Credit: Michiel Jelijs CC BY 2.0)

而倫敦的人非常喜歡閱讀,所有資訊快速流動。朋友只是到希臘旅遊一個禮拜,回倫敦就有點跟不上話題。即使是最一般的聚會,聊的都是國際情勢、哲學、文學與藝術。在台灣想成為作家,除非作品好到讓人無法忽視,或受到群眾歡迎,否則便無人理會。倫敦則有很多展示的可能,即使只是幾張寫在紙上的詩,也會被眾人傳閱。因為他們都熱愛閱讀。在台灣說自己在寫詩,只要沒有名氣,通常只會被當成神經病或自大狂。

倫敦也沒有圈子的問題。文學、音樂、美術都混在一起,所以圈子沒有固定的氛圍與樣子。每個人都可以完全展現自我,沒有人會因為自己個性古怪,或行為怪異就被排擠。而他最受不了的就是在台灣的圈子,只要有超過三個人聚在一起,談論的永遠就是圈內的八卦。誰跟誰又怎樣,誰又發生了什麼糗事。整個叫人窒息。

做為一個不管在哪個群體都被討厭的人來說,蠻可以理解他在講什麼的。當然一方面是我也沒強到可以打入哪個圈子,常常在想「為什麼一定要有點什麼」才能當人;難道就不能沒有名氣、沒有才華、沒有實力、沒有價值地活著嗎?不過這樣說又會回到一個窘境。就是又沒外表、又不討人喜歡、又沒什麼東西,那別人幹麻理你?想想好像也沒什麼好「靠背」的。

朋友另外說了他在柏林的見聞,相當誘人。他在柏林一家頗負盛名的夜店,體驗到真正的自由。在夜店裡有人赤身裸體,有人在角落玩猥褻的遊戲,都不會有人出面制止,或是給予道德譴責。而不管你是什麼樣子,進到其中都不會遭人白眼,所有的人用最純粹的方式交流。你想幹嘛就幹嘛,只要不侵犯別人,就會獲得該有的尊重。

這偏偏是台灣最難有的東西。人人都想要自由,卻總是用自己的意志去界定自由是什麼。理念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,相互取暖,成為一種勢力,去取得位置,並與他者抗爭。團體內些微意見不合,就可能被冷眼、白眼、被排擠。到最後形成一個又一個山頭,互看不順眼。這並非政府或法律、甚至社會給予的限制,通常是我們自己造成的。

好想再去歐洲,他說。沒事寧願呆在家裡,也懶得出去social了,寧願多讀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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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稿 | 傅紀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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