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，台灣成為全亞洲國家中，同性婚姻議題上最具進展的國家，然而爭論至今，諸多令人不忍卒睹的言論，在在傷害著每個被認定為「不正常」的存在，而這樣的感受，就如《背離親緣》作者安德魯・所羅門曾親身經歷過的，身為一個曾罹患閱讀障礙及憂鬱症的男同志，在違背父母、社會期待時感受到的壓迫及苦難。
（《背離親緣》作者安德魯・所羅門）
《背離親緣》一書於2015年由大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安德魯花費十餘年的時間，訪問了超過三百個父母與孩子差異極大的家庭，並將這些真實案例匯集在《背離親緣》上下兩冊厚重的書籍裡。原文書名中的「Far from the Tree」，其實來自一句諺語「The apple doesn’t fall far from the tree.」意指孩子就如同蘋果樹落下的果實，通常會與父母有一定程度的相像，不會離得太遠，然而事實並非如此。而這些離得很遠的蘋果，以及他們的父母，通常將會經歷大半人生的煎熬。
（圖片來源）
看似沈重的非小說，實際上讀來並不冗長、艱澀，反而每一處都藏著殘酷卻動人的真實情節。在資訊大量傳播的當代，每個人多少都接觸過異己族群的話題，如跨性別、侏儒、聾啞人士、天才、殺人犯、畸形兒⋯⋯等等；他們出生的樣貌，或是漸漸長成的人格，都與其父母親完全不同，且背離父母（以及社會）的想像，背離得越遠，就越讓父母感到恐慌，這樣的恐慌甚至不只是來自於主觀認為孩子「不正常」，更多是來自於認為孩子「不像自己」，因為發現自己生下了一個陌生、無法掌控的人而感到極度焦慮、害怕。（延伸閱讀：冷暴力：比肢體暴力更可怕，卻叫人難以察覺）
然而網路、媒體資訊上的文字離我們的生活如此遙遠，即便是懂得滑臉書、網路新聞的長輩，也僅能認識到正確性難以評判的粗淺樣貌，無法想像這樣真實的個體如果出現在身邊，甚至是自己的孩子，父母自身將會如何感受。而《背離親緣》此書動人在於，它將故事說得客觀，將這些家庭真實的生命故事攤在世人眼前，並交錯以作者自身經歷的分享，讓不同於「正常標準」的孩子們真正被看見，也用實際例子證明了他們的存在；也寫出這些孩子與父母們，如何在價值觀之間磨合，又造就出什麼樣的結果。
（描述聾人文化的電影《過於寂靜的喧囂》劇照）
其中令許多讀者震撼的，是描述聽覺功能正常（以下稱聽人）的雙親，生下不具聽覺能力（以下稱聾人）的孩子一章節。
菲立克斯先前也憤恨不平地指出，很多聾人運動分子總表示，植入人工耳蝸是種族屠殺，意圖摧毀、消滅聾人族群。有些人把小兒植入耳蝸比擬為侵入性手術，跟「矯正」雙性人手術如出一轍——很多雙性的成年人都反對這種手術。英國的聾人運動分子賴德把植入手術視為「終極手段」，而布德侯則提到一場與言及文化滅絕運動。東北大學的藍恩寫到：「你覺得有人敢站起來說『幾年內我們就可以消滅黑人文化』嗎？」在他眼中，植入手術就是這樣的進攻。他說：「要是聽人把聾人視為一支有自己語言的民族，而非殘障，就不會有這麼深的誤會了。」動了手術以後，究竟是潛藏的那個聽人被釋放了出來，還是原本的聾人被徹底摧毀？
對一般大眾來說，若是聽到親戚有人生下的新生兒，是天生的聽障兒，第一時間的反應無非是為其感到遺憾，或是希望趕緊想辦法「解決」，將聽障視為一種先天上的缺失。這樣的價值觀，在由主流「健全」人類所架構的社會中，被認知為理所當然，然而當聾人族群其實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，並以手語作為其溝通語言，大眾仍難以想像，對於許多聾人來說，其實他們並不認為自己「失去」了聽覺，而是他們自我認同自己是聾人，只是一群使用不同語言的人，許多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有必要，也不想透過任何手段讓自己成為聽人。
這個觀點也許對許多人來說是非常震撼的，但如同作者在〈侏儒〉一章中所提及的觀念：侏儒之所以行動不便，是因為人類的社會上，所有設施都是依照主流人類身形所設計，讓侏儒的生活產生巨大不便及不公平的並非他們作為侏儒的身份，而是人類文明對待少數的不友善。對於聾人文化來說亦同。聽人與聾人，地位沒有孰高孰低，聾人之所以不方便，只是因為聾人文化並非主流，並不代表聽障就是一種錯誤。試想今日的世界若是聾人為主流，少數的聽人是否有可能被視為異類、妄想而遭排擠和不平等待遇？
在一場轟動世界的TED演說中，安德魯提及，在他剛出生的1963年，當時同性戀在知名醫學權威期刊上被認定為一種不可原諒的行為，是必需被矯正的疾病。然而時至今日，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都已通過婚姻平權法案，許多人們的觀念也已改變，這就是一個疾病轉變成為身份認同的例子。「差異」對於許多持保守觀念的人們來說，是不見容於世的。即使每個人身上必定帶有差異特質，甚至是不該感到可恥的特質，仍然在許多情況下被迫隱藏、自我否認，這樣的社會風氣其實對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友善，因為世界上幾乎不可能找到完全符合理想標準的人，卻有大部分人為了鞏固這樣的想像，一再有意無意地傷害、壓迫他人，以及自己的真實樣貌。（延伸閱讀：出櫃教師談婚姻平權：「他們聽信謠言，卻不願意凝視真正的生命 」）
（電影《壁花男孩》劇照）
也許今日仍難以想像，但如同前述，試想聽障、性別認同障礙（跨性別）、思覺失調症，甚至憂鬱症等等現今認知的疾病（被認為可透過手術或藥物矯正），能夠被視為一種身份認同，只是不同於主流的族群，而非必需被矯正的次等人類，我們的世界是否能更加友善地對待異己，真正由衷地欣賞差異？
作者安德魯身為一名曾罹患閱讀障礙及憂鬱症的男同志，完全背離其原生父母的期望及想像，在家庭給予的「垂直身份」中，他無法尋得認同，更因長年處在壓迫環境下而罹患憂鬱症；然而在同輩之間的「水平身份」中，他能夠吸收到不同的知識，也認識與自己相似的人。他在《背離親緣》一書中便提及垂直與水平的概念，兩種身份同樣沒有孰是孰非，只是在各個故事中，安德魯看見了一個現象，也以此作為本書結語——
「排斥特異子女的不幸家庭，家家相似；努力接納孩子的幸福家庭，各有各的幸福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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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mmum Zine 